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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能逃入森林。不过要是上述情况发生，他大概也不会活着听到她们的结局了。

    如常参加弥撒是父亲的主意。马可更乐意留在家里，或者到自家经营的酒吧去，请码头工人喝酒，听听有什么新消息在街上流传。但父亲认为要是科斯塔一家忽然全部缺席弥撒，反而会引来更多不必要的关注。马可只好一早前往教堂，表演一切正常。

    这天的会众看起来和平常没什么区别，没有显眼的陌生人，全都是本教区的意大利移民家庭。马可独自坐在第一排，机械地唱歌，站起，坐下，聆听，微笑，时刻留意着出入口。如果德裔帮派决意报复，他们知道要到哪里去找马可。科斯塔一家的周日行程这么多年来从未变更。

    圣体领受完毕。之后还有一首歌，不过年纪太小的孩子已经不耐烦，靠近大门的人们开始默默挪动，把随时准备哭叫的幼童拎到外面。马可从侧门出去，抽了一支烟，观察散落在门前台阶上的人们。没有人过来和他搭话，似乎也没有人多看他一眼。马可瞥了一眼树篱，安东尼奥当然不在那里。

    他回到教堂里，特意找了一个方便所有人看到他的位置，假装祈祷，思忖der Seefahrer究竟知不知道是谁为联邦调查局提供了匿名线报。对一个码头帮派而言，取名“航海家”实在不太有新意。父亲认识Seefahrer的前一任领袖，认为他残忍大于聪明，马可对现任领袖布鲁赫也有同样的评价。老航海家去年三月中风去世，但直到去年八月，布鲁赫才终结了漫长的内斗，踩在众多尸体背上，抓住了帮派的缰绳。也许布鲁赫还没能重建在夺权厮斗之中被他自己亲手破坏的情报网，也许他想象不到意大利人和教会的关系，也许他此刻正忙着折磨某个倒霉的水手，一一剪断他的手指，质问是谁走漏了风声。看看我为你冒的风险。马可睁开眼睛，看向圣坛后面的苦像，盯着荆冠下面低垂的头。但我打赌这些小小纷争引不起你的兴趣。他开车回家，一路顺畅，甚至没有碰上红灯。没有人驾车把他团团围起，扫射成筛子，今天暂时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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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斯塔家经营的酒吧开在码头工人聚居处。是父亲从一个落魄爱尔兰移民手里买来的。要是那个爱尔兰人还活着，他会发现酒吧和他记忆中一模一样，小而旧，名字仍然是“麦克尼尔”，招牌、大门和门框还是原来那些品质不好的杉木，经受多年海雾侵蚀，膨胀，扭曲，发黑，和周围的灰暗公寓融为一体。桌椅也没有换，只是变得更旧更脏。前几年冬天，一个抽烟斗的水手不知怎的引燃了圣诞装饰，于是进门右侧的天花板留下了永久的灼烧痕迹。

    即使算上吧台，酒吧顶多只能提供十八个座位。不过顾客很少逗留，一般都直接站在吧台旁边把酒灌进喉咙，戴上帽子，一言不发地离开。每逢发薪日，威士忌销量会猛增，其他时候售出最多的是淡而无味的廉价啤酒。

    珍珠港之后，马可接了新电线，把收音机安到吧台上，它像磁铁一样吸来了比平常多三倍的水手和码头工人，尤其是播出总统“炉边谈话”的时候。不过这个傍晚播的是战时国债广告，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兴趣。几个搬运工聊起了不久前发生的纵火案，猜测是谁半夜三更放火焚烧纽约大主教公馆的大门，而且往临街的房间里扔了燃烧瓶。其中一个搬运工的叔叔经营玻璃工厂，接到了为主教住所更换窗户的大订单。损坏还不止这些，泥瓦匠也被请到现场，还有医生，有一个神父差点被烧死在自己的房间里。

    马可原本在吧台后面懒洋洋地喝今晚的第二杯金汤力，听到这句话，不由得抬起头，看了一眼说话的那个搬运工，马上移开目光，假装寻找柠檬片，免得让人看出他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安东尼奥就住在其中一个“临街的房间”里，三楼，不算低，但也没有高出燃烧瓶的投掷范围。那房间看起来纯粹是为功能，而不是舒适而设计的，马可早前偷溜进去送“信号”的时候就察觉了，没有盥洗室，没有地毯，连椅子也是硬邦邦的木头，没有坐垫。他把牛皮纸包留在写字台上，那上面没有连一个相框都没有。

    侍应用肩膀顶开厨房门，端着烤香肠和热腾腾的炸薯条，走向搬运工那一桌。马可拦住他，接过托盘，翻出几包薯片，在酒吧里转了一圈，把免费零食分发给熟客，逐一和他们闲聊，最后才把食物送到目的地，问顾客是否需要更多的盐和胡椒，作势要到厨房去，搬运工大声挽留，大张旗鼓为他找来椅子，马可耸耸肩，摆出“那好吧”的姿态，坐了下来。

    他们聊了一会老科斯塔的健康状况，期间没有任何人提到“监狱”这个词，大家都假装马可的父亲不过是到出外旅行了一趟。然后马可聊起了共同认识的神父，自然而然问起近日的“教堂纵火案”。搬运工们急忙纠正那不是“教堂”遭到纵火，是主教的住处。察觉到自己竟然比马可·科斯塔消息更灵通，三位码头工人很是骄傲，争相提供各种细节，都想显得比其他人懂得多。

    火警警报在四点左右触发，三个人都给出了一致的时间。消防员赶到的时候，还以为整栋房子都没救了，不过踹开大门之后，走廊和楼梯都没有烟。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