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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扭过头去不去看他，但烤鸭的香味飘在炎热的空气里，我有一阵形似晕船的眩感。

    “就这一次，小妹，帮帮哥嘛，这只鸭全给你。”他过来摇我的肩膀。

    “你去把门给我关上，别被爸听到了。”

    “那你帮不帮我嘛？”

    “不帮。”

    他急了眼，抬起巴掌像是要打我的样子，但我知道他不会这么做。

    “你连你哥都不帮，小心我告诉爸。”

    好嘛，拿爸爸来威胁我。我爸虽然一直夸我好，可是却一点也不疼我，我哥出了什么事都先帮他解决，而我的事都让我自己办。他教育我说，妹妹要听哥哥的，哥哥提出的要求妹妹是一定要做到的。

    “徐霁明，你就是个无赖。”如果我到了十八岁，是不是就不会这么身不由己了？

    “所以你帮我了？”

    “你说什么忙嘛。”

    “没什么，”他从身后抽出一封信来，“就是托你帮我送点东西咯。”

    我知道他又要玩什么鬼把戏。送情书这事儿他常干，这种恶心肉麻的事情很符合我哥的风格。

    “我劝你放弃了，”我迟迟不接那封信，噢哟，还是粉色的，上面喷了不知道什么气味的香水，“她不喜欢你，无论怎样都不会喜欢你。”

    “徐景何你他妈找死了。”我哥恼了，他把信丢到我的后背上，“要不是她不让我去找她，我会来找你？”

    “今天这忙，你不帮也得帮。”

    我听到他砰地一声关门的声音，又听到门外传来一句：“爸，你看看你生了什么个女儿。”

    我转过头去，哪儿还有烤鸭的影子。窗户大敞着，信飘到了地板上。我拾起来，吹一吹上面的灰，顺便想要吹掉上面甜腻的香水味。

    我哥什么都不好，就是字写得还行。我看到封面上的“常荞”两个字，觉得它们好美。

    那个下午我口袋里藏着信去常荞家。我坐了二路公交车，从起点站一直乘到终点，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乘客。我穿过一条没斑马线的马路，走进小巷子里，路过一个废弃的公园，再往里走几步，就到了常荞家的院子里。

    文旦开始熟了，它们表皮的绿色已经逐渐泛黄了。它们低低地挂在灌木上，我盯着看了好久，心想，如果现在摘下来打开吃了也不是不可以。

    我往窗台上喊：“姐姐，我是徐景何！你让我上来好不好？”

    干送信这活儿我算是经验丰富。她妈这时应该在照看店，她一个人估计待在自己的房间，我往上喊一声她一定会应的。

    果然，我看那扇窗子推得更大了些，从中露出常荞的脑袋来。她的头发直直地垂下来。她头发剪短了很多，以前是很长的，也这么垂下窗户，好像我可以如王子一般攀着它们向上爬一样。

    “你上来，门没锁。”她朝我招了招手。

    我推开她的房门，四年过去了，里面还是一点没变。一张小桌子上放着各式各样的画册和书，柜子上有她和她妈的合照，她从前跟我讲过，那是在长白山天池拍的，洗下来花了很多钱，但是照片背景白茫茫一片，连她们的笑容都是模糊的，估计是起雾了吧，她说，山顶是很容易起雾的。我们这儿只有小土丘，我从没见过山顶的雾景。

    而此时常荞正趴在她那扇靠墙的小床上，面对着窗子看着一本黄色封面的书。她见了我把书放下，朝我笑笑。

    “小妹，文旦还没熟，不然就给你摘点吃了。”

    “那什么时候熟咯？”我把信藏在背后，站在门口问她。

    “八月份，还远着呢。”她穿着背心，我能清晰地看到她背部的骨骼。屋里既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我看她使劲用把蒲扇扇着风，汗水还是打湿了她的胸口。

    “你过来嘛。”她边说着边往床里边缩了缩，我过去，坐在床沿上。

    常荞对我哥坏，对我却好极了。从前每次我当我哥的送信员，来她家找她，我们就一次坐在她的小床上剥文旦吃。实际上我们吃的都是酸的，文旦八月才熟，我从没在这儿吃到过完全熟透的文旦，我想起四年前的八月，她一别就很久也没回来。

    “你来干嘛？”她帮我脱下我的鞋子，让我一起躺卧在床上。

    “喏，”我把信递给她，“我哥要我给你的。”

    “我就知道。”她拿了信，随意地丢在一旁，“他搞来搞去还是这一套。”

    “对啊，”我笑了，“我都知道里面写什么了。”

    “花儿谢了还会开，鸟儿飞了还会来，只要你去寻。而我就在这里等你。”

    我们几乎是一起念了出来，我们哈哈大笑，嘻笑着耸着肩膀。

    “路远吗？有晕船吗？”我问她。

    “我从上海那个方向回来的，杭州那边的话这几天没船。”她把自己湿透的碎发别到耳后，“是大船，不会晕。妈的，过了这些年，船票竟然更贵了，本地人都不给减价的。我还在售票处跟卖票那人吵了，因为我不会说本地话，他就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