眨眼间,已经到了百历九年底。
海上贸易如火如荼地进行,由于越来越的大明商人拥抱这个海上时代,致使大量的海上金银涌入大明。
虽然大量的金银推高了商品价格,但亦是有效地激活了大明的消费市场,一大批内销的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据不完全统计, 每个月全国都会出现一百间以上的作坊,其中很大部分都并非传统的家庭作坊,而是会招募一定数量的工人。
一个熟练女织工的月钱从四两已经涨到了八两,而且还未必能招到人,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用工荒。
很多聪明的商人亦是看到其中的商机,却是出现了不少从事职业培训机构, 为一些作坊送去合格的工人。
得益于坐拥庞大的消费市场,很多民间工艺得到了商业运用, 而且已经有作坊主开始重视机械化发展方向。
大明朝廷无疑是最大的赢家, 不管是出售到海外的商品,还是卖给普通百姓的商品,都从中收取一笔固定的商品税。
今年大明的财政收入突破五千万两白银,再度刷新了大明财政的新记录。
大明健康的财政,无疑给了林晧然深化改革的资本。
山西的法治建设遇到了一些阻碍问题,但朝廷的立场坚定,加上海瑞“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的做法风格,致使山西的法制建设成为全国的标杆。
在山西取得试点成效后,林晧然并没有即将法治建设推向全国,而是仅仅增加了北直隶、南直隶、江浙和广东四个试点地区。
倒不是他不想将法治建设即刻推向全国,而是这个事情其实不能操之过急,毕竟法制人才还还没储备完毕。
其实很多社会顽疾不是没有方法解决,只是没有配备相应的人才和足够的武力,哪怕制度再好亦是无疑落实下去。
像当年的刘瑾整顿军屯便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所派遣的大理寺少卿周东等官员只想下去捞钱;一个则是他实质没有足够的武力来做成这件事。
刘半山放狗咬沉辉不能算是一个孤例, 而是执法过程中必定遇到的问题, 而只有充满血性的执法人员才能有效地开展法治建设。
正是如此, 尽管海瑞和各地的声音一再请求他将山西的法治体系推向全国,但他还是仅仅签署四地的扩点法令。
林晧然在明确推进法治建设之时,亦是向外界直接表明了一个基调:“想要发大财,就别当官!”
尽管一直以来最快实现财富增长的方式正是当官,从严嵩和徐阶被查抄的财产,便可以看到当官敛财的速度和规模。
仅是短短的数十年间,便是聚集到让人难以想象的财富,亦是坐上当世第一富豪的宝座。
只是廉政署创立,不仅是打击贪腐的问题,而且还要消除内部的阶级,给予华夏人们真正的平等,让财富在内部良性地流转。
林晧然知道司法建设最难的是顶层设计,在山西推进法治建设的同时,亦是让陈以勤主持立法会事宜。
想要彻底摆脱人治,解决大家通过找关系才能解决问题的顽疾,那么就要确立一部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法典。
虽然大明律已经汇集了华夏千百年来的经典,只是这部终究是产自于封建时代治民的法典,且涉及的方面无法满足现在的需求。
正是如此,接下来大明王朝出台一部完善的法典,包含符合时代发展的《公司法》和《劳工法》, 这才是当下法治建设最重要的一环。
随着年底到来, 各国的使臣纷纷聚集于京城,向大明皇帝送上了一份厚礼。
各国使臣早已经看清了时势,知道这个帝国谁才是真正的掌舵者,故而亦是给林晧然捎上一份重礼。
得益于大明王朝晋升为新一代海洋霸主,越来越多的外藩不远万里前来。既有南洋诸国藩王,亦有来自西洋的英格兰和葡萄牙,还有来自于美洲大陆的邦国使臣。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从日本前来的藩国使臣足足有十个之多。
日本的战国历史跟华夏相似,各地大名林立,为争夺霸权攻伐不休,大小战事难以数计,这种局面已经持续两百年之久。
由于拥有争夺天下资质的织田信长陨落,加上新任将军无能,而天皇更是一个吉祥物,这种情况至今还在持续。
只是在政治妖孽林晧然的运作下,日本的局面又发生了变化。
随着九州岛龙造寺隆信接受大明“九州北王”的册封成为大明的藩国,彷佛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般,越来越多的日本大名选择了龙造寺隆信的路子。
毛利家凭借跟联合商团这么多年白银贸易的交情,得到了大明的“本州西王”的册封;浅井家得到大明的“本州中王”;长宗家得到了“四国王”的册封;而岛津家拿到了“九州南王”等。
日本有迪拜强者的传统,而今他们完全看不上有名无实的天皇和将军,故而是纷纷成为大明王朝的藩属国。
他们得到王号后,每年只能缴纳一定数量的钱币和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