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奉天。
朱以海面对着刚从北京南来归附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以及从澳门回来的毕方济等,说了一句让他们惊讶的话。
汤若望是德国人,天主教耶酥会传教士,万历四十八年到澳门,后来前往北京,得到徐光启等支持,在崇祯朝为天主教谋取合法地位,历经明清两朝。
他在崇祯朝协助徐光启完成,清军入关后,他把崇祯历书压缩成103卷献给多尔衮,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从此成为清廷每年编写历书的依据,后又被任命为钦天监正。
他还擅铸大炮,编写,传播欧洲火炮知识,还翻译了德国的等。
在华近三十年,汤若望不仅成为钦天监洋监正,还成了顺治皇帝的老师,一跃成天子帝师。
在他的影响下,天主教在华发展迅速,不仅取得合法地位,而且到此时,信徒已有十五万之多。
只是他也没想到,入关的满清居然如昙花一现,转眼就败了。
汤若望和弟子南怀仁没有随鞑子南迁,他们觉得应当留在中原继续传教,大明皇太子朱弘甲奉旨北巡,抵达北京后,他们第一时间前去拜见,还献上历书等,可意外的是皇太子对他们并不是很感兴趣。
简单的接见了一番后,没留下他们,而是将他们送到了东京。
到了东京,结果发现许多人反对甚至攻击他们,甚至称他们为邪教。
有翰林学士王夫之直接上书,称汤若望等心怀叵测,当年与徐光启等编成献给烈皇,可后来却又把书改名献给多尔衮,最后定名时宪历时,还在其封面上写依西洋新法,这是要借华夏之历以张大其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知中华奉西洋正朔!
东宫太子冼马董志宁上书参汤若望等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在这种舆情之下,皇帝召见了汤若望南怀仁师徒,以及老朋友毕方济等在华有名的传教士们。
一见面,不等他们辩解,朱以海先定了个基调。
不要把西方那一套强加在中国。
大明更不可能让教会凌驾于朝廷之上,大明皇帝更是至尊无上的。
甚至他开头那一句,其实不过是借用西方的一句老话,实际上皇帝怎么可能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呢,只要在大明的地盘上,一切都得尊奉皇帝、朝廷。
大明皇帝是天子,耶稣怎么可能是天主是上帝?
朱以海对他们把GOD翻译成天主、上帝,都很不满,天主教称耶稣为天主,新教称为上帝,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一点点的翻译汉化,直接用上帝这个词,朱以海非常不满。
朱以海念在毕方济等老朋友的面子上,表示可以允许天主教耶稣会继教,但得按大明的规矩来,首先就是得本土化,就好比基督教聂期脱利派,因为主张基督有两个不同的位格而被斥为异端,后传入唐朝。
波斯传教士到大唐传教,就走的本土化路,译名景教,开的是中土佛教之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
他们的圣经翻译成尊经,甚至还引用大量的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单阐述教义,在其经典中加入大量的忠君和孝道思想内容。
大明绍天朝对佛、道都全面整顿,自然也不会放过其它的那些什么新月教、天主教什么的。
朱以海没采取简单的禁止政策,而是对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教派,制订了改革的计划。
就好比这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他们传播的教义,朱以海不喜欢,所以他现在提出要把他们也纳入僧道衙门的管辖下。
从他们的教典开始,朱以海要求在华传教士集中到东京来,做统一登记、考试、授牒,持牒传教。
然后集中这些传教士和一些朝廷官吏等,集中进行译经工作,就如当年唐僧取经归来,在长安译经一样。
译经不是简单的汉化,而是要跟景教一样本土化,也和汉传佛教一样。必须本土化,而且必须是不能凌驾于皇帝和朝廷之上,从他们的经典、教义,到教会组织,都必须本土化,还得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什么天主上帝,这些名字就不能用,必须得换其它名字,以后大明的天主教,也不能由罗马教廷控制,得自成一派。
朱以海建议天主教改名公教之类的,朝廷可以在僧、道外,再设个教纲司,各省也设教录司等,朝廷选派教官负责教会事务管理。
从他们的圣经开始本土化,不是简单的翻译汉化,而是必须跟景教尊经一样,进行汉化的二次创造,要符合中国的传统思想,尤其是要尊奉君权神授,皇帝是天之子的这一核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