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太爷原则上不能撤换六房三班,只能打板子,因为很多衙役是世代相传的。
但是崞县等等三县出现了特殊情况,衙役们几乎死绝了。
所以黄毅可以留下人手充当胥吏、衙役掌控三县,架空县太爷。
留下的镇抚官和青少年火枪手正兵还有一个任务,必须花半年时间组织、训练出三到五百不弱于普通明军的县保安队。
捷报送上去了,结果如何尚且不知,陈孟吉知道命肯定能够保住,但是不能肯定是否还能当官。
他当然不敢违背黄毅的意图,给黄毅留下的人编造了身份,安排了职务。
但是县太爷的职权有限,仅仅是能够给出吏员的职位。
如典史、主簿这种虽然不入流也是官,县太爷是给不了的。
这些黄毅不在意,他相信一切靠实力说话。
只需半年时间,崞县就有几百不弱于明军的武装力量,三县加起来有一千几百。
整个最基层必然完全掌握在兴和军手中。
即便不是已经被收服的陈孟吉担任县太爷,也无伤大雅。
明朝的规矩,本地人不在当地当官。
初来乍到的知县都是外乡人,人生地不熟,说不定连当地方言都听不懂,手中无钱、无粮、无兵。
这种三无知县不乖乖的听话还能咋地?
祸乱过后的三县两三万人死于非命,再有黄毅强制弄走两三万人,剩下的人口已经不足十五万。
再加上大户、富裕户都没了,土地矛盾已经不再尖锐。
均田可以,免赋不可能,税赋掌握在不高于每一亩田地产出的一半。
收这么多?
其实不多,黄毅会下达死命令,耕种者必须得到收成的一半。
手中有兵就不怕粮食收不上来,但是要掌握一条基本原则,升斗小民的存粮必须能够维持生存。
明末,农民真的能够得到一半收成哪还会揭竿而起?
古代的亩产太低,北方,一户人家耕种三五亩地必然饿死,怎么着也得耕种二三十亩旱地。
收成以平均亩产一石麦子或者糜子、高粱计算,收成落下一半就有十几石。
一户人家七八口,一人一年平均仅仅是两石粮食,省着点挖些野菜补充,日子能够过下去。
兴和军接管三县后统计人口,分发给农户一部分缴获的粮食。
因为不少农户属于赤贫,存粮根本熬不过冬天。
这些粮食不是无偿的,属于借贷,明年有了收成必须偿还。
但是报名后经过选拔成为县保安队临时队员的青壮年,每个月可以领五斗麦子。
如果三个月后因为表现良好转为正式队员,不仅仅一个月能够领五斗麦子口粮,还能够拿五钱银子军饷。
十一月底兴和军继续往晋西南挺进。
监军大太监王坤简在帝心,有他出面跟沿途州城府县交涉,不仅仅能够弄到粮食,还能够得到一些大户犒劳的牛羊。
所以兴和军用不着消耗携带的粮食,可以用这些粮食收容饥民、难民、流民往根据地输送。
越往西南,流民越多,有不少是从陕西逃来的,保不准其中就有流寇的探子。
因为密探送来可靠情报,紫金梁、混天王、八大王、老回回、上天龙、满天星、过天星等等二三十股数得上号的流寇合营,聚众十数万围攻隰州、蒲州。
兴和军一天行军五十里,这个速度属于比较快的,不可能有文官武将弹劾兴和军懈怠、消极。
以这个速度,赶到隰州必然是半个月后。
密探发出情报时,流寇就在围攻隰州,黄毅估计收到情报至少过去了三天,隰州应该被流寇攻破了。
城池破了又咋地?
不破不立,让流寇结结实实教育那些守财奴般的达官贵人地主老财未必就是坏事。
那些蜂拥而来的难民、灾民、流民容易处理,但凡有家小同行的都集中起来往根据地送。
把孤身一人的青壮年、少年男子全部抓捕交由辅兵监督劳动。
这些人中探子肯定不会少,不用去管他们有没有探听到有用的情报,只需确保他们回不去即可。
蒲州城池在黄河东岸,山西的南端,曾经是唐朝长安的咽喉之地,六座雄城之一。
只可惜因为武备松弛,又因为流寇事先派了人手潜伏在城里,所以一天都没守住。
此时王嘉胤已经死了好几个月,流寇们奉紫金梁王自用为盟主。
紫金梁趁着黄河结冰的有利时机,联合二三十家造反武装从陕西流窜到山西连破四县两州,一时间风头无两。
山西遭受的天灾人祸要比陕西好一些,这四县两州许多年没遭遇过兵灾,有不少殷实的人家。
流寇过境如蝗虫一般,比蝗虫的破坏力强太多,十几万户原本过得下去的家庭忽然间就没法过了。
在这冰天雪地里,没有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