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23日,南京举行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暨第一届院士大会。因有事而先期到南京的胡适,参加了这次盛会。
10月初,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请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等几位知名学者去武大讲学。
第一天要作主讲的是胡适和李济,胡适不用说了,大名鼎鼎,名震中外。可是李济虽然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学家,但当时武大没有设置考古专业,大多数同学对考古不了解,所以对李济就比较陌生,不少人主要是仰慕胡适的大名而来的。当胡适、李济两位大师同时出现在讲台时,就非常微妙了,如何安排两位亮相呢?真是考验周鲠生的智慧。
哪知,周鲠生校长站在讲台中,环视全场听众之后,笑着说道:“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贵客,一位是北大校长胡适先生,字适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字济之。他们两位的名和字是不谋而合呀!大家知道,我对考古学一窍不通,好在胡适校长是无所不通,现在就请他代劳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济之教授,好不好?”
这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被推到了前台,他说:“你们的周校长是我的老朋友,他才是学富五车哩!他非常谦虚,却要我来‘跳加官’(跳加官是指古时候演戏,名角出来之前,要有一个普通演员先演一段给名角预热)。其实,我和大家一样,今天也是来听李济之先生讲座的。李先生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他博古通今、造诣深厚,听他的讲座就是一种富有历史厚度的享受呀。”接着,胡适带头鼓掌,请李济演讲。
被名震天下的胡适如此推崇,人们当然不能不对李济肃然起敬,而李济却说:“二位校长都是大师,却让我先讲,那我就献丑了。”
李济讲演完后,胡适才开讲。那一天,台下的大学生们都听得非常安静,收获甚丰。
显然,周鲠生把两位学者的出场安排的进退得体,巧妙自然,真是煞费苦心,达到预期效果。而三位大家的谦逊、朴实的处事风格也因此而一展无余,着实令人钦佩!
其实,此前,李济和胡适并没有过多的接触,倒是此番来武大讲学增进了两个人相互间的了解。
据李济回忆说,在武大期间胡适和他比邻而居,共用一个浴室。有一天李济问胡,你这么累,何不洗个热水浴解一解乏?胡回说,太累了,自己洗完后没有精力再去擦浴盆,又不想麻烦工友去擦,就免了这次吧。李济很有感触,说,他自己似乎从来都没考虑过这么周到。受到这个启发,李济以后也注意到自己动手擦净浴盆的事。
胡适还建议李济,演讲之前的一顿饭,只能吃半饱,否则会造成不适;另外,还可以喝少许一点酒或许有益。李济后来觉得他的这个建议果然有理。
胡适还告诉李济怎样才是正确的刷牙方法,大概这也是李济一向不曾注意到的事。李济说,和胡适在一起,时时处处能体会到他对朋友、对别人的关心。
这一次,胡适在武汉大学住了三天,演讲十次,讲到最后喉咙都哑了。虽然很辛苦,但胡适自己却很高兴,也很满意。
尔后,胡适又先后到上海、杭州等地。在杭州时到浙江大学访问竺可桢校长,并在浙大演讲。
此次南行,胡适在南京讲《自由与进步》、在武昌讲《自由主义与中国》、在杭州讲《自由的来源》。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他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思想立场,说到家是想化解国共两党的殊死斗争。一方面,他希望国民党能包容中共和其他反对党。另一方面希望中共放弃暴力,走议会道路。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此时,胡适所有公开的著作、文章、讲演、广播中都没有直接批评共.产.党,但也没有直接批评国民党。“此时他的心境固然幽黯凄凉,但他的言论还是十分谨慎,颇费推敲的”。——他的“自由主义”政治设计固然不可能为中国共产党接受,更不可能被国民党所接受。他在中国当时“东风西风式”的现实政治斗争中,是注定地找不到存在和转圜之地的。这一点,或许胡适比谁都清楚。但是,他的想法是,无论如何,战乱对于国家和民众都是灾难和浩劫,即便是能够化解的希望微乎其微,他也要全力以赴。
这次南行,胡适有意外收获,他在南京见到了六种《水经注》,在上海审定了合众图书馆所藏“重校本”确为全祖望的校本。
10月22日,胡适飞回北平。他在日记中说:“此次出外三十六日,真有沧桑之感。局势一坏至此!”
胡适回北平不久,就为教师罢教、学生罢课、职员罢工的事情奔波忙碌。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局之下,胡适既要保护罢教罢课的师生,又要维持北大乃至整个北平教育界的大局,非常为难,有时候甚至觉得这个校长“实在不要再做了”。
1948年11月下旬,随着翁文灏内阁的垮台,蒋介石听取了美国大使馆的意见,请胡适出来收拾残局。遂派陶希圣北上请胡适来南京组阁,所谓临危受命,劝他挑起行政院长的重担。11月22日陶希圣飞到北平,赶到东厂胡同找到胡适,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