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改制的风暴,已然彻底席卷了整个大明,而在这席卷大明的军改风暴之下,同样,还有一股早已开始的清流,如如润物细无声一般,已然蔓延到了整个大明。
而这股清流, 便是早就已经从朝堂拉开帷幕的吏治整顿。
事实上,吏治整顿,从当初崇祯元年的那场京蓟之变以后,崇祯手掌大权开始,便已经着手展开。
从崇祯元年末,到崇祯驾崩,李修接受朝政, 同样也对吏治之整顿, 未曾放松。
只不过, 不同于军事改革的手段激烈,吏治的整顿,李修一向极为谨慎,孙传庭一干主持吏治整顿的文官,更是慎重。
数次整顿清理京城朝堂,再一点一点的从京城朝堂,蔓延至整个天下。
朝廷派往各地的督察御史,已经是将整个大明巡查了数遍。
纵使大都还流于表面,未曾触及真正的实处,但,从崇祯元年, 到现在靖武元年末,已是过去数年。
大明之吏治环境, 至少大半个北方的吏治环境, 俨然已经与以往有了颇大的改变。
“但……还不够啊!”
书房之中, 李修幽幽一叹,手中拿的, 俨然就是督察院汇报的靖武元年巡查汇总奏本。
稍有改善的糜烂,在财税改革面前,与事实意义上的糜烂,又有何区别?
都是不堪用!
只要不堪用,任何改变,都是无用。
吏治,想要以量变引发质变,除非是以一个强有力的中枢,十数年如一日的坚持,才有可能。
但,如今之大明,能有十数年如一日的时间,去整顿吏治嘛?
显然不可能。
纵使,兵事改革彻底贯彻完成,给大明续一波命,但,若是吏治长时间未曾整顿清明……
最终,大明的结果, 可能就是近乎回光返照的辉煌, 然后便断崖式跌落深渊,在漫漫青史,留下一个“大明以强亡”的千古绝唱。
毕竟,糜烂,是会蔓延的。
受尽约束,兢兢业业,做牛做马,是一生。
不受约束,糜烂腐败,声色犬马,竟还没有惩罚,也是一生。
如此对比,蔓延般的糜烂,亦是必然。
就好比军户地位的低下,直接导致了卫所制度的糜烂,亦是同样的道理。
好日子,谁都想过,人之本性,便是如此。
而如今,军制改革,已见胜利之曙光,财税改革,已然距离不远,如此,吏治清明,亦是迫在眉睫。
毕竟,不久的财税改革,没有一个合格的统治阶级,是绝难成功的。
但短时间内,要让吏治清明,显然,指望文官这般潜移默化的整顿,是不太可能的。
李修也从来都没有将希望完全寄托在文官的自我整顿之上。
早在崇祯驾崩之前的那一道封赏,便清晰透露着李修与崇祯的布局。
那一战过后,军功为倚仗,崇祯以近乎遗诏式的封赏,打破了文官治国的格局。
李修为首的勇卫勋贵,亦是第一次从兵事,踏足的政事一道。
如李修自己的辅国理政,如徐枫的蓟镇督师,如周遇吉的宣府督师。
这些,在以前,无疑皆是文官把控的职位。
母庸置疑的军功,再加之崇祯近乎遗诏的封赏,带来的,便是文官治国的格局,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而李修,亦是顺着这道口子,再次布局。
以陕西战事吃紧为由,将周遇吉提为三边总督,掌控整个陕西军政,再以山海重地为由,设山海镇,将山海关后方诸多府县纳入山海镇管辖,赵武为山海关督师,统领山海关军政。
设登来重镇,立登来水师,命卢象升为登来巡抚,辖东江登来一大片区域军政。
这次,以防范蒙古叩边为由,更是再设三边总督,将蓟镇,宣府,大同,三大边镇所辖各个府县重镇之军政事物,尽皆纳入三边总督管辖。
再加之他坐镇京城,对直隶地区的严格管控,如此,大半个北方,事实上,无论是军,亦或者政,皆已是在他的掌控之中,差的,也就只有更加细致入微的整顿而已。
而这,他也早已是下达了命令,当初那洪承畴的投效,就是因周遇吉对陕西官场的清洗整顿而冒头而出的。
如此行径,自然是引起了文官的强烈不满。
但在这朝堂中枢,显然是闹不出什么风浪,但就整个天下而言,风波自然不小。
那现如今都还传扬的清君侧口号,乃至这一次的天下皆反,事实上,这,也有不小的原因。
事实上,李修倒也不认为这口号有错,毕竟,军政尽由武人掌握,历朝历代,教训都无比之清楚。
就好比三边总督一职,下辖三镇一省,军政尽掌,某种意义上,和藩镇,并没有什么区别。
纵使明知道后果,李修也没有办法,两权相害取其轻,特殊时期,集权永远比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