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倾在凌晨醒来,站在二十三楼的窗前远望,似乎能脱离这座城市的喧嚣。
她点了根烟,轻吸了一口就松开,她小时候容易上头,大了仿佛脱胎换骨一般,已经有了些冷静处事的态度,有时候甚至能称得上是冷漠。
不仅对人,也对自己。学会克制是她成为现在这副模样路上的第一步。
但她从没学会对谢毓克制,或者说没完全学会。
至少爱意没能成功。
她有时候觉得荒谬,谢广峦是否害死了谢毓的父母,居然会成为决定她和谢毓能否在一起的因素。
下一刻,她就又会清醒过来,她摆脱不了人固有的社会性,抛弃不了人性的良知道德和在法制约束下产生的规矩感,这是一个困境。
谢毓的坚持是找出凶手,她的坚持是人间正义与公平,他无法妥协,她也无法,因她明白,他背后所代表的本就是她所坚持的。可当制裁降临在她至亲的人身上时,她该如何进退?
她无力地祈求,已经开始有眉目的那件事,是她口中的假如。
而绝望来得太快。
岳冉平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习惯,他可能是因为怕自己记不住事儿,所以每次谢广峦下命令时都会用录音笔记录下来,毫无疑问这些命令绝大多数是保密的,岳冉平很是小心翼翼。
但久在河边走,他到底还是曾不小心落下过一次,那支录音笔现在到了谷峪手上,他们分析了型号确定是定制的以后,顺着厂家摸了过去,最后派人拿到了岳冉平藏起来的另外几支录音笔。
谢倾拿到了谷峪寄来的其中一支,他说:“岳冉平狡兔三窟,把录音笔也分篮子装,还有些没找到,这个你先听听。”
她那时候刚刚从公司回家,已经超过四十八小时没有合眼,她站在玄关愣了半天,然后有些踉跄地进了卧室,靠着床脚坐在地上,整个人脱了力一般。
那支录音笔记录了很多东西,但基本只有她很熟悉的父亲的声音和岳冉平的声音。她有些茫然地看着外面的天空像有块幕布缓缓落下一样被挡住了光,远处的楼景次第亮起来,耳边的声音稍显嘈杂。
她有些漫不经心地想,喝杯奶茶多好啊。
终于听到了她应该听的,她目无焦距地听着自己最敬爱的父亲,冷静安排着一家三口的生与死,岳冉平低声补充着些什么。
最后听到谢广峦尘埃落定的一声“去吧”。
天已经黑透了,谢倾的眼神落在遥远的天际,那里一片黑暗,除了黑,什么也没有。
也许是有的,只是天那么黑,还有什么可以看到呢?
她想站起来,却实在没有什么力气,于是只好顺应着身体的本能欲望,倒在了地上。
耳边一会儿是谢广峦像叹息一般的一声“去吧”,一会儿是谷峪欲言又止好几次才说出的一句“谢毓已经知道了”。
谢倾终于还是缓缓闭上了眼,一滴泪顺着眼角划过鬓边,没入了地毯。
再见到谢毓时,谢毓的公司已经能算是谢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了。他们不仅打开了谢氏打不开的市场,甚至还隐隐有侵略谢氏固有市场的趋势。
这段时间,谢倾单独和她父亲谈过一次话,她没有提当年的事,甚至没有提及任何严肃的话题,就像她小时候每周一次的同桌交流一样,两个人就坐在桌前随便聊聊。
她每天不论多晚都回家去,白日里却拼了命一样工作。
她不知道谢毓什么时候会动手,她只能把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去抓紧时间,她想着,把谢氏再做大一点,会不会能让妈妈不那么陷入失去丈夫的孤苦,会不会能让爸爸不会太担心她们母女俩,她也能有更多的资金去打点。
她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有时候她会觉得后悔,当初为什么要答应相亲呢?她甚至会失去理智地怨恨着,那个相亲对象为什么要告诉她这件事?
眼眶早已经干涸,眼泪流不出来了,心似乎也不再能剧烈跳动。
深夜里最难熬的,是心里一遍又一遍的回忆与设想。她把自己困在里面,走不出来。
她清晰地感知着颈上那把刀散发的寒气,却逃不开躲不过,只能无望地等待着黑暗到来的那一天。
一个月过去了,她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谢毓终于来了。
秘书敲门说少爷来了。她喉咙间挤出破碎的音节,然后站了起来。
到那一瞬,她却突然开始着急。
还应该再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她还没来得及跟管家说一声给爸爸熨一身衣服,谢氏也还不够强大。
她急出了眼泪,手抓紧领口按在胸口上,被压抑了太久的恐惧在胸腔里带着千钧之势来回震荡,难受得快要立刻死去。
但她的一切感官都还格外灵敏。
她听见谢毓叩门推门,走了进来,他喘着粗气,像刚刚剧烈运动过,眼睛死死地盯着她,眼睛里像有巨浪起伏。
谢倾的心溺在如雨一般的眼泪中,她想,他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