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六年三月,富弼由于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诏令为此免除春宴。按过去惯例,宰相遇到丧事都起任官复原位。仁宗空着职位五次起用他,富弼说这是金革变礼,在太平之世不能施行,终于不听从任命。
熙宁元年,调判汝州。诏令入朝觐见,允许患病的富弼坐轿到殿门。神宗前往内东门的小殿,让富弼的儿子富绍隆从宫门进入,而且命他们不要跪拜,坐下谈话。神宗从容地向富弼询问治国之道,富弼知道神宗果敢有所作为,上对说:“人主的喜好和厌恶,不能让人窥测到;能窥测,那样奸人就会逢迎。应当像天监视人一样,善恶都自取,然后进行惩罚奖赏,这样功劳和罪恶都各得其实情。”又询问边疆之事,富弼说:“陛下即位不久,应当广布恩德施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神宗沉默不语。到日影西移才告退。神宗打算让富弼以集禧观使之衔留在京师,但他极力推辞,仍回到汝州。
元丰三年(1080年),“元丰改制”施行,富弼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
这时很长时间发生干旱,群臣请求奉尊号和使用祭乐,神宗不允许,而以同天节辽国使者应当给皇帝做寿,因此没有拒绝他的请求。富弼说这是扩大德行的,正应当用这个来在天下显示,乞求一并罢免上寿。神宗听从了富弼的建议,当天就下雨。富弼又上疏,希望更加畏惧上天的警戒,疏远奸邪佞恶,亲近忠良。神宗亲自书写诏书进行褒奖答谢。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相)。王安石向来与富弼不和,富弼考虑不能和他争执,多次声称有病告退,数十次上章。神宗将允许他告退,问他说:“你告退,谁能够代替你?”富弼推荐文彦博,神宗沉默不语,很久了才说:“王安石怎么样?”富弼也沉默不语。八月,出授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府。经富弼请求,改判亳州。
熙宁二年二月,富弼被升授为司空兼侍中,并获赐甲第(上等府第),富弼尽皆全部辞谢,改拜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宗授他为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阳军(作判扬州),封祁国公。
治平四年,宋神宗赵顼即位,富弼改任武宁军节度使,进封郑国公。富弼又请求罢去自己节度使的职位,神宗于是改授他为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并召其入朝。富弼再次以足疾为由推辞,第二次出判河阳军。
富弼虽然居住在家,朝廷有大事,他都知无不言。郭逵征讨安南,他乞求诏令郭逵选择有利地位以便进退,来保全军队;契丹争执河东地边界,富弼认为朝廷不能答应给地;星象发生变化,请求广开言路;又请求尽快更改新法,来解除百姓倒悬之急。神宗虽然没有全部采用,但眷念礼待没有减少,曾经因为王安石要推行某种新措施,神宗推辞说:“富弼亲手书写上疏称‘老臣无所告诉,只望着屋顶私下叹息’的那种情形,很快就会出现了。”神宗对他如此敬重。
嘉祐八年,宋英宗赵曙即位,召富弼为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加户部尚书。治平二年,富弼因足疾请求解职,英宗极力挽留,但富弼接连上陈二十余道请辞奏疏。七月,英
同知谏院范纯仁曾写了一篇献给宋神宗,并解释道:“富弼蒙受三朝君主的恩顾和倚重,应当自己主动担当国家的重任,可他却为自己之事的忧虑超过了为众人之事的忧虑,为自己疾病的忧虑超过了为国家的忧虑,在报效君主和立身处世两个方面都有过失。”
这时有人向神宗说灾异都是天数,不是人事得失所导致的。富弼听后叹息说:“人君害怕的只有天,如果不畏惧苍天,又有什么事不能干呢?这一定是奸人想进邪说,来动摇皇帝的意志,让辅佐谏争的大臣,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才能。这是治乱的关键,不能不尽快救治。”就上书数千言,极力论说此事。又说:“君子小人的进退,关系到皇帝治道的消退与增长,希望仔细辨察,不要以相同为喜相异为怒、以喜怒决定任用取舍。陛下喜欢派人侦察外边的事情,因此奸邪险恶之人得志。又发布很多亲自写的批文,如果每件事都正确,这也不是做君主的办法;假如十分之七八正确,积日累月,过失也就多了。如今朝廷内外的事务逐步有所变化,大抵是小人喜欢制造事端,希望陛下仔细观察,不要有后悔的地方。”
”。
青苗法颁布后,富弼认为这样就会财利聚集于朝廷,而人心分散,坚持不执行。提举官赵济弹劾富弼不执行圣旨,侍御史邓绾又乞求将其交付有司处置,于是以左仆射之职改判汝州。王安石说:“富弼虽受责罚,还不失于富贵。从前鲧由于违命被诛杀,共工由于貌似恭敬而内心傲狠被流放,富弼同时犯有这两条罪行,只夺去使相之位,又怎能阻止奸邪呢?”神宗不回答。富弼说:“新法,臣下不知晓,不能用来在我的郡县实行,愿回洛阳养病。”神宗同意。不久后,富弼上疏请求告老回乡,神宗恢复其武宁军节度使及同平章事之职,命其以司空、韩.国公之衔致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