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景回到律所已经六点多了。
她所在的这家所是专门做知识产权业务的,在知产这一块不缺案源,每个同事手上都有案子做。而且知产的案子做起来相对比较程式化,按部就班地推进就行,很少有需要加班的时候,所以平日里其他同事基本五点半就齐刷刷下班。
但封景不一样,她是挂在这里执业的独立律师,专门做民商事诉讼的,案子也是自己想办法去找,不参与所里的统一分配,上下班时间自然也和其他人不一样。
通常的情况是,她独自一人开一盏灯在所里待到很晚才走。
比如今天,下了高架之后苏荣钦问她家住哪,她报的是万象律师事务所的地址。
今天的庭开是开完了,但她不可能就这么收拾东西回家,回律所是为了复盘,思考接下来的诉讼策略。除此之外,她还需要给沉宴写一份庭审报告。
庭审报告写不写其实是有讲究的。一般而言,如果案子十拿九稳,这报告就没有写的必要,因为当事人只看最终的胜诉结果,至于律师是怎么打赢的,并不重要。
但要是情况相反,从法官在庭审中表现出的态度看来,己方赢面不大,那这报告就必须写了。一是给当事人打预防针,一审搞不定可能要上诉;二是安抚当事人的情绪,即便输了也要让他感受到律师的努力。
说到底律师也是个服务行业,让客户有一个好的服务体验是很重要的。
今天这场庭开完之后,封景心里已经有数了,所以她赶着回来给沉宴汇报庭审情况。
她把电子稿发给沉宴没多久,他就回电过来了。封景又给他口头解释了一遍,当听到情况不甚乐观的时候,电话那头沉默了。
封景问他接不接受变更诉讼请求,他考虑了几秒钟,说接受。
挂断电话后,封景对着桌上摊开的案卷材料发了好一会呆,最终还是打开了笔记本,敲出了一份变更诉请的申请书。
几天后,这份申请书的副本被寄到了观正律师事务所。
苏荣钦看到原告把要求六院赔偿的金额作了折价,五折。下面相应的事实理由也作了些微改动,改成主张医患双方均有过错,应该各打五十大板。
不想完全撤诉,但又不想完全败诉,所以有了这份折中的申请。
苏荣钦没看到最后就放到一边了。他打开微信,找到和封景的聊天界面。
他们之间的对话还停留在他先前那句“我的律师费很贵”的玩笑话上。
一时冲动想发消息和她说点什么。她在验证消息里尊称他一声前辈,同时又是曲衷的朋友。作为前辈,他有资格对后辈指点迷津。而作为曲衷的半个师父,也有立场对她的朋友启发一二。
可是除了上述这两种身份,他还是被告的代理人。对抗性案件,原被告利益冲突。所以基于这一点,他什么都不能说。
他叉掉了聊天界面,反手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请证人出庭的申请书。申请书后所附证人名单,是郑如星以及其他与该案有关系的医护人员。
法院很快通知了第二次开庭。很赶,像是为了冲kpi,一定要在年前把这个案子了结掉。
开庭时间和苏荣钦在办的另一个案子重了,他把曲衷喊到办公室:“后天下午程荃那个案子的诉前调你去参加。”
曲衷杵在他跟前,闷着声,半晌不说话。
苏荣钦瞅她一眼:“没空?”
“苏律师,”曲衷慢悠悠地开口,“我这两天身体不舒服,可能无法胜任这项工作。”
“……”
装得跟真的似的。但苏荣钦清楚,她是打心底里不认同他做出的解散公司决定,在有意推脱呢。
不过员工话都这么说了,作为老板总不能按着她的头强迫她出庭。苏荣钦不动声色地说了句知道了,摆手让她出去。
无奈,他只能联系法官把程荃那个案子的开庭往后延了一天。
后天下午,还是原来的那间法庭,沉宴诉六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第二次开庭。
这一次开庭主要就是原被告双方对出庭作证的证人进行发问,问得差不多了,就可以进行最后的法庭辩论了。
如封景所料,出庭的这些医护人员口径出奇地一致。苏荣钦问到当时的情况,他们全都说情况紧急,需要立刻手术。
其他人上来时,封景都是象征性地问一两句。她在等最重要的那个证人,沉知行的主治医师。
这是封景第一次见郑如星。
她穿着一身黑色正装,用一款简单的竖夹,把头发一丝不苟地全部固定在脑后。
从侧面看不出她的表情。只听见她在回答苏荣钦的发问时,非常冷静,回答的内容和她同事的证词也可以相互印证。
到这里案件似乎已经板上钉钉。
等到法官示意封景发问时,她稳了稳情绪,直视郑如星的方向:“郑医生,从你的专业判断来看,你觉得沉知行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
她避开了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