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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手机刷微博。可是她越来越觉得那种异味很不正常。她是律师，实习时也会去案发现场，那种异味闻上去就像是血腥的味道。海萍越想越害怕，跳起来敲了敲晶晶的房门，一片死寂。

    海萍找到备用钥匙，抖着手打开了晶晶的房门。门刚推开一道缝，浓烈的血腥味就扑鼻而来，她往后退了一步，几乎不敢往房里看去……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海萍还没有缓过神来，她坐在派出所的警车里，双手抱膝、瑟瑟发抖，脸上满是泪痕，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有头绪吗？胡老师。”我看眼前这个报案的女孩肯定是吓得说不出话了，于是转头问身边刚从现场出来的胡科长，“什么情况？”

    “估计是性变态杀人，”胡科长说，“很有头绪，嫌疑人已经被控制了。”

    “又是一个铺垫基础的案例啊。”因为单位也位于省城，所以省城市公安局管辖的命案，即便不是疑难、重大案件，师父也会要求我尽量参加侦破，从而掌握大量的基础案例作为提升自己业务素质的铺垫，让自己迅速成长。

    “不过手段是蛮残忍的，”胡科长说，“漂漂亮亮的一个小姑娘，现在追悼会都没法开了。”

    现场有明显的打扫痕迹，痕迹检验部门也确认了凶手杀人后用拖把拖了地，抹除了可能留下的痕迹物证。

    “打扫现场，”胡科长说，“通常是熟人所为。”

    我点点头，问：“尸体运走了吗？原始状况是什么样的？”

    胡科长走到位于现场内侧卧室的床边，指着床沿说：“当时死者就躺在这里，全身赤裸、四仰八叉，四肢被尼龙绳绑在床沿四角，嘴巴被胶带粘住，衣服被撕碎，扔在床边。死者身上、脸上估计加起来有两百多刀，都是深达皮下。”

    我想象了一下原始现场的原貌，不禁后背发凉：“那死者是被疼死的？”

    “现场有大量血迹，初步考虑是失血性休克，也就是慢慢失血、慢慢死去的，死者死前承受了一般人不可能承受的痛苦。”

    “尼龙绳和胶带是哪里来的？”我问。

    “问了报案的小女孩，她说是之前她们搬家用剩下的，都放在死者卧室的床头柜里，”胡科长说，“所以说，肯定是熟人喽。”

    “还有个熟人的依据，”胡科长想了想，补充道，“就是通过初步勘查，我们没有在死者相关部位发现威逼伤和抵抗伤。说明凶手是在死者不备的情况下，突然发难的。能进入一个单身女孩家里且能够寻找机会突然发难，一定是熟人。当然，也可能这种捆绑就是凶手和死者之间的一种协议。”

    我点头认可。要控制被害人，又要有充分时间寻找绳索，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是凶手和死者在玩SM（虐恋）游戏，只是死者没有想到凶手会变态到要动刀。

    “嫌疑人是什么人呢？”我问。

    “死者的老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王天正。”胡科长说，“昨晚正是这个王天正送死者回家的。”

    “有证据吗？”

    “小区的监控，记录车的情况没问题，只是晚上看不清人脸。”胡科长说，“但是在现场，我们提取到了一枚避孕套。”

    “会打扫现场的凶手，怎么可能在现场留下避孕套？”我很质疑这个证据。

    “避孕套是在床缝里发现的，”胡科长说，“可能是凶手用完后，不慎将它掉落，想再找到却找不到了。如果这个避孕套里的精液是王天正的，那就是直接证据。”

    “可是，”身边的侦查员插话道，“目前王天正否认和死者有过性关系。他说当晚只送死者到楼下，楼都没上。通过对王天正妻子的询问，王天正回家的时间也很正常。王天正的同事都说王天正特别‘妻管严’，这种事儿肯定不敢干。”

    “那可不一定，”胡科长说，“如果真的是王天正干的，他的妻子很有可能在给他打掩护。越是道貌岸然的人，越是有可能心理变态。他的妻子不是怀孕了吗？他这时候出去作案完全有可能。”

    被胡科长这么一说，我的心头闪过了“云泰案”的影子。

    “如果避孕套里的精液是王天正的，那么他所有的供述都不成立了。”我皱皱眉头，说，“先去检验一下尸体吧。”

    死者的死状很悲惨，仅面部就被锐器划了数十刀，看不清眉目，一副狰狞的面孔。女性的特征性部位也被不同程度划伤，黄色的脂肪组织翻出了皮肤外，创口阴森森地滴着血。

    “看，”胡科长切开死者的四肢关节，说，“没有发现任何约束伤和抵抗伤，凶手不约束、威逼死者，是怎么做到找绳子、捆绑人呢？”

    “会不会是把死者弄晕了以后，利用死者昏迷的时间，寻找绳索呢？”

    我问。

    “昏迷无外乎药物、颅脑损伤和窒息才可以形成，”胡科长说，“没有发现相应的损伤啊。毒物检验也正在进行，应该不会有什么发现的。”

    “尸体上能看出窒息征象的口唇、眼睑、手指都被凶手用刀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