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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说话。”妈妈掐了一下瓦西里的脸，好像他还是个十岁小孩，“每天至少要到对面去一次，知道吗？不准摆脸色给菲利克看，他也不想生病的。”

    “知道了，妈妈。”

    爸爸的汽车还没驶出亚森捏沃，瓦西里就已经搬进了菲利克的卧室，锁上门，花了至少一个小时和菲利克缠在毛毯里接吻，庆祝两人的小阴谋顺利执行。他也许撕坏了菲利克的衬衫，但两人都忙于床单上的小游戏，没空查看扔在地上的衣服。

    菲利克坚称公寓里有窃听器，瓦西里不知道他这个荒谬想法是哪里来的。诚然，克格勃第五总局在莫斯科布下了巨大的蛛网，但总不至于窃听军官的家。为了解决争执，两人拆了一台旧收音机，把里面的无线电收发器改造成一个简陋的监测装置，果真在奥尔洛夫少校的卧室里搜出了唯一一个窃听器，藏在木制衣柜的缝隙里。他们跑到阳台上，压低声音争论是否要销毁它，瓦西里一开始不愿相信这是克格勃干的，认为是中情局渗透莫斯科的证据，但他没法解释为什么美国特工居然会用苏联制造的窃听器。两人最终决定把窃听器留在原处，用衣服和被子盖起来，既不会引起第五总局的怀疑，又不至于让他们听见不该听的声音。

    瓦西里在总部阴阴森森的档案室里做了三个多月无聊透顶的文书工作，几乎没留下任何印象。1970年夏天在他的记忆里更像一段醉酒之后的幻觉，堆积着性、汗水和压抑着的尖叫，夹杂着一种大难将至的紧迫感。房间变成了乱糟糟的露营地，毯子和枕头扔在地上，他们就在这些柔软的织物之间纠缠，争相在对方身体上留下抓痕和牙印。瓦西里喜欢把菲利克的手臂扭到背后，一边往前挺腰，一边俯身咬他的脖子，就为了听听菲利克的呜咽。菲利克喘息着叫他的名字，直到瓦西里把他翻过来，堵住他的嘴唇。

    他们几乎没怎么说过话，瓦西里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他和菲利克每天像穴居人一样睡在地板上，在清晨的微光里恋恋不舍地接吻，却始终没有许下任何诺言，更没有谈论接下来怎么办。也许是因为衣柜里的窃听器，又或者说菲利克和他一样一开始就明白不会有“接下来”。这只能是短暂夏天的幻象，甜腻，充满气泡，用蜂蜜和薄荷甜酒灌满他们的脑袋，但终究是幻象。

    “我有礼物给你。”菲利克说，那是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他们各自的家人次日就要回到莫斯科来。两人汗淋淋地躺在单人床上，呼吸和心跳都还没平复下来。瓦西里侧过身，把手放在菲利克腰上，心不在焉地抚摸那里的一小块瘀青：“谢谢？”

    菲利克推开他，抓起衬衫披上，踢开落在地上的枕头，在抽屉里翻找，把什么东西握在手里，回到床上。瓦西里坐起来，靠在床头，看着他。菲利克冲他微笑，志得意满，像只把金丝雀叼在嘴里的猫咪。

    “可惜不是新的，我也不确定你喜不喜欢，不管怎样，我已经请人在上面刻好字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菲利克抿了抿嘴唇，像是感到害羞，把手伸到瓦西里面前，摊开了掌心。

    ——

    瓦西里·安德罗索夫上尉关掉水龙头，抹了抹脸上的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三天没刮胡子了，也不记得上一次好好睡觉是什么时候，双眼布满血丝，脸上泛着一种不健康的苍白。他中学时曾经是个游泳健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件事，他自己都快要忘记了。嘴里涌起一股腥苦的咸味，瓦西里以为自己流血了，但那只是水而已，沿着下巴流下来，滴在洗手台边缘。

    他下意识地摸摸胸口——他总是把菲利克送的打火机放在制服内袋里的——这才想起自己刚才把那件银质小玩意扔在楼上的办公室里了，口袋里现在只有那封没拆开的信。这让他更烦躁了，低声咒骂起来。听到声音，等在洗手间门外的那个斯塔西把头探进来，问他是不是准备好去开会了。瓦西里吼了一句“滚开”，那人识趣地闭了嘴，缩回去了。瓦西里知道自己在东柏林的名声，斯塔西们背后嘲笑他像只坏脾气的老狮子，喜欢吼叫，牙齿却掉得差不多了。

    而且菲利克恰好在最坏的时候拔掉了他最后一颗牙。

    他闭上眼睛，试图回忆最近一次见到菲利克时的情形，然而他疲惫的大脑仍然沉湎在十九年前的夏天里，从箱底翻出了阳光下闪烁发亮的小溪，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在那里游泳，当然谁都没想到是最后一次。菲利克从浅滩上来，滴着水，发现瓦西里正盯着他看，笑起来，又脸红了。“菲利克”在他心目中始终是容易害羞的小老鼠，听话，安静，需要瓦西里的保护。但菲利克早就不叫菲利克了，也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他的工作名是彼得，克格勃内部流通的文件用的也是这个名字，“彼得·奥辛”。即使在第一总局里，知道这位“彼得”真名实姓的也只是少数。只有瓦西里私下里还在用他儿时的名字称呼他，菲利克并不阻止，但每次都显得有些尴尬，好像被错认成另一个人一样，好像“菲利克”是他急着丢弃的一件旧衣服。

    信紧贴着胸口，像一块烧红了的木炭。瓦西里很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