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克开口。
“我们到了。”瓦西里宣布,车在大楼的阴影里停下,他关掉了车载收音机,“进去吧,菲利克·安德烈耶维奇,别给自己惹麻烦。”
瓦西里从没这么叫过他,现在也不是问的时候。两人的办公室在不同楼层,分道扬镳的时候也没有道别。自此之后瓦西里就再也不发出邀请了,就算再在走廊里碰面,也只是相互点点头,擦肩而过。
莫斯科时刻令他紧张不安,对比起巴黎,这个他长大的城市就像个废弃的舞台,到处都是蒙尘的道具和虚假的布景,填充着游魂一样的人们。令事情更糟的是,父亲又催促他结婚,不为别的,而是因为在克格勃,婚姻是履历表上的必填项。一位正直的克格勃必须有个家庭。
“你甚至不需要喜欢你的妻子,她也不需要喜欢你。”父亲指出,“就是互相合作,填上档案里的空缺而已。”
“好的,爸爸。”
为了应付父亲,菲利克不情不愿地去野餐和舞会,心思根本不在约会上,女孩们也不喜欢他。他不知道总部什么时候打算再把自己派出去,也不确定还没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菲利克不敢问科里亚叔叔,也不敢表现出很想到“外面”去的样子,免得被怀疑居心不良。克格勃替他支付学费的英文课程已经接近尾声,菲利克猜测新的外派地点也许是加拿大,这也不错,加拿大是前往美国的跳板,要是他能到美国去,那回来莫斯科的时候,应该能轻松摘得上尉军衔。而且军情六处更容易和他见面,克格勃在魁北克的耳目远远不及在巴黎的三分之一。
然而科里亚叔叔,因为他是科里亚叔叔,以难以揣摩闻名。1978年秋天,离开巴黎一年之后,菲利克通过了新的保密等级评估,又被送了回去,这次去担任一个不同的职务。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奥辛现在是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的副站长了,分管“打猎”活动和军工情报搜集。回到巴黎的第二天,他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张太妃糖纸,半透明,印着蜂蜜罐和巧克力图案,压得很平整。这是来自布兰登的信号,一句悄悄的“你好”。
直到这一刻,菲利克才终于松了口气。一切都恢复正常了,都和以前一样。他又回到了“旷野”之中,现在“旷野”是他真正的栖息地,只有在这里,他才可以远远地、安全地去爱莫斯科,和瓦西里。
谁都没有预见到的是,就在菲利克锁上信箱的这一刻。在海峡另一边的伦敦,一个寂寂无名的军情六处分析员按响了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寓所的门铃。这位名字不详的分析员腋下夹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他绝不应该从办公室带出来的文件。这时候伦敦下着雨,有人出来开门的时候,这个瘦高男人的头发已经被淋得一缕一缕粘在额头上了,保姆以为他是乞丐,准备关上门,陌生人伸手挡住了。
“我要和你的雇主说话。”不速之客说,一滴雨水挂在他的尖鼻子上,“告诉他我手上拿着莫斯科一定想要的情报,我知道军情六处收买了好几个克格勃外勤,给我五万英镑,我就把内奸的名字全告诉他,我只要钱,他可以当个英雄,去吧,告诉他。”
保姆跑上楼去了,一路喊着屋主的名字。
第24章
不请自来的情报,通常要在克格勃漆黑的、鼓胀的肚子里经过重重过滤,仔细审查,确证,分析,删减,改写,然后才分发到真正需要它的部门去。要是运气很好的话,整个过程大概耗时两三个月,要是运气不好,这些文件就会永远丢失在官僚主义灰色齿轮的间隙里,再也找不回来了。
伦敦来的这一份情报,碰巧属于运气好的那一批。克格勃时常收到类似的举报,声称某某上尉或者某某口译员是西方间谍,最后查证下来,这些“情报”多半是嫉妒的同僚写的,意图借着反间处的刀,把看不顺眼的人捅下来。要是这些从天而降的“机密”是外国人送来的,那克格勃就更警惕了,这些人要不就是想用沙子换金子,要不就是军情六处特意炮制的毒饵,想把克格勃珍贵的外勤引诱出来,一网打尽。
于是,在伦敦这个下着小雨的灰暗早晨,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不速之客和克格勃伦敦常驻特工一起坐在二楼的书房里,淋了雨的文件夹放在两人之间的桌子上,像一头被击毙的公鹿,他们得商量怎么宰。隐藏在书架里的录音机悄悄运转,录下他们的每一句话。英国人再次要求五万英镑现金,被苏联人委婉拒绝了,说要先确定他手上有金子,才愿意付钱。
录音机把陶瓷轻微的碰撞声也录下来了,他们在喝茶。访客不愿意在摸到货真价实的钞票之前透露任何情报,两人为此来来回回争执了一番,但最后,“为了表示诚意”,访客说出了克格勃在巴黎的一次失败暗杀行动,并且带着一丝嘲弄评论说,“你们以为‘只是倒霉’的事,都是我们安排好的,让它看起来像无心之失而已。”
瓦西里按下暂停键,把录音带倒回去,重新把这句话听了一遍,“都是我们安排好的,让它看起来像无心之失而已”,然后再一遍,摘下耳机,取出录音带,看了看上面的日期,是两个星期前录的。这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