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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但他没考虑到出来的时候，反间司的人已经回到车里盯梢了。布兰登本来想立即逮捕他，但罗克韦尔不同意，担心引起克格勃的警觉。

    “所以我们让他安静下来了。”布兰登说，从盘子里拿了一小块葡萄干蛋糕。

    在他们这一行里，“安静下来”只有一个意思。彼得点点头，“能查出‘海藻’跟里耶夫站长说了什么吗？”

    “不能完全确定，所以我们想需要你从里面听听有没有什么动静，新指令，异常的人员调动之类。”

    “我会留意的。”

    彼得等了一个多月才有机会“留意”。情报站的文件和档案并不存放在使馆的档案室里，而是用一个专门的保险箱储存，定期销毁，需要保留的就放在外交包裹里发回莫斯科。彼得在这些函件往来记录里发现伦敦站曾经给总部寄过录音带，就在“海藻”接触里耶夫站长之后两周，不过接下来都再没有寄出过文件，证明“海藻”偷出来的东西，终究没有落到克格勃手里。

    彼得担心录音里有对自己不利的内容，但情报站没有保留录音带的副本，他也不可能直接去问里耶夫，只能暂时搁置。上次见面过后，军情六处让彼得“冷却”了半年，停止和他接触，也禁止彼得联络情报官。因为离上次大张旗鼓地抓捕内奸才过去不久，如果又有文件外泄，莫斯科很可能会放出猎狗，现在彼得最不需要的就是把瓦西里引到这里来。

    从表面上看，伦敦站一切恢复正常。军情六处停止抓捕在英活动的苏联间谍，制造出失去信息来源的假象。使馆里也没有人谈起那个译码员，好像他从未存在过一样，尽管他的个人物品还放在原先的办公桌上，无人收拾。彼得安静地潜伏在那里，观察着每一个人，把他们逐一放进大使馆和情报站的权力关系图谱里。他跟司机、电工和负责打扫的牙买加移民都很熟络，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得知大使和站长的去向。假如有神秘的莫斯科访客从天而降，彼得也会从爱抱怨的司机那里听说。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伦敦站现在是他的小小鸟巢了，就像二十多年前在亚森捏沃的小公园里，在父亲的引导下观察邻家小孩们。像任何一个称职的间谍那样，彼得在使馆里并不受欢迎，也并不惹人讨厌，他只是不起眼，如同影子，或者放在墙角很久的旧家具，不会有人特地留意他。

    彼得的下一个目标是坐上伦敦情报站的第一把交椅，既是布兰登为他设定的路线，也是他的个人决定。他越有权力，就越不容易被揭发，那种被克格勃深深钉入等级制度里的畏惧会反过来保护他。无论怎么看，尼基塔·里耶夫都不会在伦敦待很久了，彼得预计他新年之后就会被召回莫斯科，分配一个荣誉性的闲职，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他走了之后，彼得就是新站长的最佳人选。

    然而到了1979年12月，计划落空了。苏联突然出兵入侵阿富汗，迅速占领了喀布尔，一脚踩进战争的流沙里。北约国家纷纷跳起来谴责莫斯科，外交风暴席卷使馆和各地情报站。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注意力立即转向了中东，外勤们向喀布尔和邻近国家聚集，像水蛭蠕动着爬向流血的伤口。里耶夫的调动令一再延后，总部还是希望留一位经验老道的情报人员坐镇伦敦。彼得终究是太年轻了，莫斯科不放心在驶入雷暴的时候把船舵交给三十岁不到的小鸟。

    最后，1980年新年到来的时候，里耶夫没走，反而是布兰登离开了伦敦。从1973年在马赛的首次会面算起，七年已经过去了，彼得至今还是不知道他姓什么，甚至不确定布兰登是不是他真正的名字。这位三十三岁的英国情报官被调往华盛顿，没有透露具体是什么职位，但彼得猜想多多少少和中情局有点关系。两人没有机会道别，彼得是在布兰登抵达美国后一周才被告知这件事的。卡罗琳·罗克韦尔成为了他的新情报官，彼得对此没有意见，罗克韦尔精通俄语，彼得总算可以用母语来做每周简报，而且这位苏联司司长非常了解克格勃和苏联官僚怪异的思考方式，时常令彼得惊讶。她也会为彼得准备茶和食物，不过那些曲奇饼、小蛋糕和薄荷糖孤单地呆在餐盘里，无人问津。

    随着阿富汗战争越拖越长，驻外情报站也在被害妄想症里越陷越深。偷偷把文件带出使馆变得困难了，没过几个星期，连彼得本人想在工作时间外离开使馆也没以前那么容易了。里耶夫站长坚信军情五处和六处已经把使馆团团包围了起来，命令外勤们用木板钉起临街的所有窗户，办公室成了一个充满香烟烟雾的漆黑地狱，空气滞闷，汗味参杂着食物腐坏的臭味，但怎么也找不到异味的来源。报纸头版都是喀布尔战况，套在不合身制服里的苏联士兵，背景是荒漠；还有联合国催促苏联撤军的决议，和所有人的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真理报》，赞美着一个接一个胜利，仿佛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

    1980年2月17日，站长里耶夫接到了总部的电报，命令他让手下的线人和特工“进入冬眠”，这很不寻常，通常只有在重大情报泄漏的时候总部才会指示线人“冬眠”，而伦敦站最近并无异常，彼得给巴黎站和就近的布鲁塞尔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