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粤征,还开了告征,但凡有人私匿转移财产,被人向官府告发的,抄家的钱一半归官府,一半归告官的人。”
做生意总有上下家,业务一旦发生了便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除非彻底不在广州城做生意,否则确实阻拦不住有人想釜底抽薪发笔横财,而在三木之下,财产是否真的有所隐瞒,又哪里能自己说了算?
而江闻越听越熟悉,这套办法分明就是西汉初年的算缗与告缗翻版嘛。
缗,本意是穿铜钱的绳子,后来就成为了货币单位,一缗钱就是一贯,一千钱。而一算也是个单位,为一百二十钱。元狩四年,汉武帝接受了御史大夫张汤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议,下令征收算缗钱,涉及到的人都要征收一算一百二十文。
而告,乃是告发的意思,就是朝廷为了让告发之风盛行,对告发者许以了丰厚的奖赏——“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这个办法获利之丰、损害之大,乃是历史上有空的恶政,也与当时汉武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有直接关系,主要为了填饱战争这个耗费财富的无底洞。
“好狠毒的招数,这个办法谁想出来的?”
江闻忽然问到。
雷老虎思索了片刻,也不太确定地道:“市面上传闻,这是尚老王爷眼前的红人李行合提议的,可是谁也没有证据就是了。但除了他,也没人能说得动如此大计了。”
又是江湖术士李行合?
江闻对他的印象,原本还处于一种略微矛盾的感觉,既惜命无比又胆大妄为,既唯唯诺诺又草管人命,先前还有意骗了江闻一把,却不知他为何一开口,会是这种法家遗风的政令?
种种矛盾错综复杂之下,这也让他那圆滑世故的模样更加扑朔迷离,唯一不变的是此人深谙人心的心计,已经逾加浮现了出来。
算告之法放在西汉时期,自然是一种无可反驳的恶政,违背了与民休息的国策,导致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纺绩不足衣服,可放在千年之后,则又是另一番面貌。
首先,尚家并不是什么人王地主,平南王府存在目的就是统治地方、镇压反叛,因此耗竭民力、疲惫地方本就是一种可以选择的统治政策。
其次,收上来的钱能有效支援剿郑大业,增加的税赋只要有一半最终用于实处,对于清廷就是一笔意外之财,那么尚可喜私征税赋的做法就有功无过。
最后,尚家本来就不用在乎什么民心向背。他十年前带着铁骑、杀得人头滚滚而来,只要府中刀枪不贵,兵丁源源不绝,自然有他尚可喜的一席之地,这是谁也颠扑不破的事情。
可这种放在明面上的恶太过赤裸裸,以至于江闻也不得不感叹,能提出这个主张和执行这个政策的人,都堪称是真真正正、不加掩饰的恶棍。
但世道最可笑的地方就在这里,像这样毫不遮掩吸取民脂的人,竟然已经是清廷倚为干城的三藩之中,威胁程度靠后的存在了。
另外两个藩王中,吴三桂功高兵强。初到云、贵时,清朝廷曾准予“便宜行事”,即允许他私自授官,时称“西选”。于是,西南文臣武将都是他的亲信,全受他节制,再过几年就会有“西选之官遍天下”之说,俨然西南一霸权势滔天。
三藩之二耿精忠如果顺利承袭藩王之位,史书也将记载他“以税敛暴于闽”,纵使部下“苛派夫役,勒索银米”,还会说他聚集“宵小之徒”,传播“天子分身火耳”的谣言,妄称“火耳者,耿也。天下有故,据八闽以图进取,可以得志”,悍然将福建之人不由分说地绑上了他的战车,驶向灭亡。
和他们两个政治上的野心相比,尚可喜在广东私自设市,私自收税,私自开辟对外通商口岸的事情,似乎也就没那么扎眼了,可谁能知道又有多少人在奸宄爪牙的肆行牟利下,会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呢?
更残酷的是,此时就连抄家破产之后唯一的退路当乞丐,实则都掌握在了尚可喜的手里……
“开饭咯!”
小石头开怀不已地前来宣布晚饭开始,凝蝶与文定毫不含湖地拔腿就走,众人才从正厅离去,只剩下江闻一人手握着残书,原地不动。
江闻转头故作释怀地一笑,随后继续怅惘地看着天空,缓缓说着。
“那就等雨过天晴吧。或者我继续等,或者天放晴,总有一个先要到头的。”
金盆洗手,大雨未歇。值此形势突变的时分,广州府相似的谈论也存在于不同人之间。
他们彼此情绪或忧戚或欣喜,谈论之事或直白或迷蒙,最终都将湮灭消逝在滂渤的大雨之中,而天地之间似乎只有这场滚滚而来的大雨,将会成为唯一永恒不变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