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导演很快约我吃饭,在国际饭店,作陪的还有周先生。
我以为那位神秘的出资人会来,然而没有。
“只管放开写,只要你写得出,我们就拍得出。”宋导演大吹牛皮,一副包在他身上的样子,好像他是第一流的导演,要导一部第一流的片子,正和一个第一流的作家说这话。
实际呢,他是默片时代的红人,声片时代的霉人:好不容易请到大明星拍戏,还没拍出来,主角吸毒的吸毒,打官司的打官司,不了了之;好不容易拿到好剧本,还没拍出来,作者就上了政府暗杀名单,剧本不幸成了无法公开的遗作;好不容易东山再起,还没拍出来,日本鬼子就打来了,连带整个电影厂都炸成了碎片。
真不知道这回是哪位出资人,命格这样的硬。
我也怕沾上他的霉运,但为了吃这口饭,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宋先生一向高明,我是相信的,不过,就怕演员演不出。”其实我才懒得管演员演不演得出,纯粹是好奇谁来演这部片子。
“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他抽了一口烟,换了副严肃的神情,“女人,应有尽有,你晓得,女明星专有一条路,没人捧了,就下海跳舞,事体弄得再糟,就下海卖皮肉了,皮肉老去,上街讨饭,西北风一刮冻死街头,报纸第三版一只标题——周先生,你是编报纸的,天天看新闻,我说的对么?所以说,女人问题上,当真要寻几个电影明星,也不是难事。难就难在男人。”
“要肯演,要会演,顶好还要演得好。”我说。
“对了。”他点头,拿着烟的手也往下一挥,“我苦思冥想,总算是想出一个人,又千方百计打听到他的住处。”
宋导演吊足我们胃口,确切来说,是吊足我的,因周先生陪着笑笑而已,显见不关心,等到饭后,就向我们告辞了。
我撑起伞。雨下得很大,接连几天都是这样,我已习惯了随时带上一把伞,即便出门时艳阳高照。
一场秋雨一场寒。
我们叫到了黄包车,钻进雨棚,感到避风港湾般的暖意。车夫在雨水中狂奔,穿着那样单薄的号衣,汗味依然透过雨幕传到我的鼻尖。
我应该同情他——我想接一句,又有谁来同情我呢,可我好像没有这样的资格。
车停了,车夫开高价,也许是当着我的面,宋导演没有过多理论,干脆地付了钱。
这是一条肮脏、泥泞的路,天上是沉沉的乌云,然后是黑色的、旧式的屋顶,再是斑驳的墙,墙下是黑皴皴的窗,窗里像是有人,那些被毁去生活的人,或是从未拥有过生活的人。下面是灰色的地面,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腥臭。
雨是这个世界最干净的东西。
乞丐扑到我们脚下要饭,太多了,一个接一个,我们吓得拔腿就跑。
路边有扑倒在地、静止不动的人,不知是死是活。
“这里。”宋导演在拐角处招呼我,在他身后,是一家棺材铺,那些方方正正的盒子,高高在上地摆在店里,售价相当昂贵,并容不下外面的死尸。还有若干纸做的小人,穿着鲜艳的衣裳,脸上画着两团胭脂,在笑,笑得比外面的活人灿烂得多。
我们从棺材铺里的小楼梯上去。
那个胖胖的老板拉住我们:“喂,阿是寻楼上的赤佬?死得差不多快了,欠了三个月房钱还没付,要收尸,先付钞票!”
我和宋导演大吃一惊,推开他就冲上去。
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用文字描绘接下来看到的一幕。我写过无数旖旎的场面,也写过鲁迅式的暗色调,但当我真正身处其中时,只有厌恶和转身就走的冲动。
我无法辨别那股恶臭中是否包含腐尸的味道。无法辨认脚下那些腐烂的、发霉的是什么东西。甚至无法确定床上那具身体是人还是骷髅。
“朋友,醒醒!”宋导演大声喊着,终于壮着胆子去推他。
我看清了那张脸,瘦得几乎脱相,惨白的,濒临或已经死亡。他的眼睛紧闭着,看不真切,鼻梁很挺,唇形带有天生的弧度,即便是这样,看起来还像是在微笑。是个三十几的男人,也许还要年轻一点。
宋导演试他的鼻息,又摸他的脖子,最后搭上他的额头,扭头叫我:“快点,搭把手!”
把他送进医院的时候,我可悲地想着,这昂贵的医药费将由谁来付,还有他欠了三个月的房钱。
高烧,没有进食,长期营养不良,运气好的话,可以醒来。医生说得轻描淡写,并不是歧视,只是司空见惯。
如果他死了,无疑又将成为宋导演走霉运的一项铁证。
如果他醒了,一副孱弱的身体,怎么能够拍情色电影?
“你留下来等着。他最不想看到的大概就是我了。”宋导演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而抓起帽子,在临走前发出一道命令。
这话太不客气了。
我想拒绝,但是我意识到,医院的环境比我租的房间好太多,我大可以呆在这儿编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