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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码完，暂时先用这张顶替一下，稍后就用最新章替换，不然这个月就没低保吃了，请诸位亲们原谅下我这个小扑街，万分感激。

    昨天萧钦之就来过这个书房了，书桌上笔墨纸砚俱全，书架上存着几百卷书，别看数量多，实则就几部：《周易》，《论语》，《老子》，《庄子》，《诗经》。

    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官，独尊儒术”开始，儒学成了统治者的工具，失去了原有的意味，东汉末年，政治败坏，礼崩乐坏，儒学反思开始盛行。等到了魏晋时代，政治环境极度恶化，司马氏一方面作为制度的破坏者，另一方面又想重拾儒学，重礼教，以期维护统治。

    出于对儒学的否定，以及政治避险，隐逸之风盛行，《老庄》开始风靡，嵇康大手一挥，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王弼和何宴等人又对名教与自然进行了重新的解释与阐述，脱胎于老庄哲学的“玄学”就此诞生了。

    “有”，“无”，“此二者同处而异名，同谓子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之名便是取自于此。

    “玄学”的基础是《周易》，《老子》与《庄子》，统称为“玄学三经”，大概是每个读书人书桌上的必选工具书，就像后世学生书包里的《三年高考，五年模拟》，实乃居家旅行必备之选。

    在这个“清谈”盛行的时代，士族高门之人张口闭口就是玄学，若是不懂，很难融入他们，更别说要耸壑昂霄，和被这个时代所接受。

    《诗经》和《论语》，萧钦之前世在大学倒是接触过，不过也就粗略的看过，理解上乏善可陈，不尽人意，至于“玄学三经”，只闻其名号，从未见其人。

    好在，原本的躲在小楼上的萧钦之足够用功，这几本书倒背如流，记忆融合后，现在的萧钦之完美继承了这个成果，倒是凭白省了不少的事。

    余下的，便是知其文，会其意，以至灵活运用，可惜，没有何宴、王弼、向秀、郭象等人的注疏，还得想办法去寻。

    萧钦之于青掾蒲席上起身，走到书桌前，随手抽出一卷书，是手抄的《外篇—秋水》：“夔怜蚿，蚿怜蛇，蛇怜风，风怜目，目怜心。”

    半寸见方的汉隶体字，工工整整写满了一整张左伯纸，密集而不乱，间距控制得当，字体方整平正，学习的是东汉大家蔡邕的《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是汉隶成熟期中方整平正风格的典型代表，标准的古隶，用笔讲究方圆兼备，刚柔并济，端美雄健，雍容典雅，恢弘如宫堂庙宇。

    而这卷书上的汉隶显然只得其表面，未深得要髓，下笔之力虚于浮表，未能深入字中，这就导致看起来不够雄浑，缺乏了雍容大气。

    如果说魏晋时期，精通“玄学”是一个人的体面，那么写的一手字则是一个人的颜面，在这个书法大家横行的时代，如能有一手拿得出手的好字，会是极大的加分项。

    当下，琅琊王氏的二王俱在；与王羲之书法齐名的谢安还在醉卧东山，携妓出游；河东卫氏，书法世家；索氏章草，“银钩虿尾”......

    在众多辉煌璀璨的书法大家中，当首推“书圣”王羲之，博采众家之长，融为一炉，独创一家，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皆有很高的造诣，永和九年的那一场“流觞曲水”，诞生出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而论及楷体，则不得不提一个关键的人物——钟繇，集楷体大成于一身，开启了一代新风，其所出《宣示表》由王导衣带过江，传于王羲之，而王羲之师于卫铄，卫铄师于钟繇，王羲之可谓深的钟繇书法正源。

    恰巧萧钦之前世得益于老母亲的谆谆教导，兴趣班上过不少，其中独独钟爱书法班和竹笛班，以至于到了大学，还能拿出来装一手。

    萧钦之首学的是颜体，临摹《麻姑仙坛记》，至大学时，已经初窥门径，下笔委婉转折，犹显磅礴，而且若是练好的颜体，至大成时，写起篆书、隶书必然毫无压力。

    所谓:“千举万变，其道一也。”书法一道，亦是如此。

    在稀少的资源面前，和众多的书体中，以及有限的天赋下，四处撒网，到处捕鱼不可取，萧钦之决定另辟蹊径，专攻楷体一道。

    因此，萧钦之想从钟繇的《宣示表》入手，一来可溯其本源，二来可领会二王书法真谛，奈何昨天找了许久，却没有连《宣示表》的临摹本都没有。

    相比较于士族门阀，寒门的教育资源真是匮乏稀缺，少年王羲之可直接对着原本《宣示表》临摹，而萧钦之连个粗制盗版都没有，高低悬殊巨大，不甚唏嘘。

    若论及细分缘由，还得从魏晋初期的九品官人法说起。

    作为人才选拔制度，九品官人法初期还是有效果的，然到了两晋时代，晋室昏聩，导致这套人才选拔制度彻底沦为了士族门阀垄断高位的利器。

    九品官人法的选举核心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择优入选，渐渐沦落为只注重家世，而不注重道德与才能。便是由于充当选举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