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羞辱这二人,柳萤与老季的腰间被栓了一根麻绳,麻绳不长也不短,洽使得二人既能自行活动,又只能在距离对方两三尺远的范围内活动。
柳萤原先一头总是盘起来的乌黑秀发被修剪得不伦不类,且半边头发被剃光,成了光头,老季脖子上则挂一木牌,上书老季大名,且用红漆在名字上画一个大大红叉。木牌用根铁丝沉甸甸挂在老季脖子上,老季便如罪人一般垂头丧脑。
台上主持人是个季芳没见过的青年,那青年冲着五个受批斗对象大喝一声:
“向毛主席请罪!”
本来寂静的操场似乎就有“请罪!请罪!”的回声一声声地荡开去。台上四人似乎是让这一喝惊得大梦初醒,待得慢吞吞地转身,身后等得不耐烦的红卫兵就照他们腿弯狠狠踹一脚,那几人就噗咚地跪下来了。
而后先是老校长念念有词地叙述自己的罪行,老校长后衣领里插了块牌子,就像是封建时期待斩的囚犯,木牌未经打磨,老校长脑后的头皮都已经让木牌蹭破了。
而后是单亲女老师,这位女老师解放前曾就读上海音乐学院,她与丈夫离婚后,虽是年近四十,上她的音乐课,却总是让人想起“半老徐娘”一词。
文革除去牛鬼蛇神,连带着美好的事物也要一同毁灭了。音乐老师常年带着一条红丝巾的头颈上此刻挂着一双脏兮兮的破鞋,她低着头,一边哭一面用本应用来歌唱的嗓音唾骂自己。
季芳觉得音乐老师就连向毛主席请罪的时候,她的嗓音依旧像是音乐,只不过这乐音乃是悲声罢了。
戴眼镜的男老师仅仅是代课老师,可是由于成分高,也被抓来批斗,男老师显然是初次被批斗,心中不服,虽被强迫跪倒,仍腰杆挺直,昂首挺胸,主持人便喝道:“你还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民兵便以枪托往他的脊梁上猛砸,好叫那青年男教师弯腰低头。青年男教师长得斯斯文文,被枪托砸倒在地,他眼前发黑几乎爬不起来,又被民兵抓着双臂拎起来,喝令其跪好。
与老季穿在一条绳子上的柳萤交代错误的时候声音轻了些,主持人没有听清楚,就说柳萤是“避重就轻”,跪在地上的柳萤让踢到了,连带着与她串在一起的老季也晃了晃,主持人让老季说话,老季就戴着高帽,一面承认自己与柳萤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一面说自己是给资产主义的美人计与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给打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季芳没听完他父亲请罪的论调就挤出人群转身离去,她走到校门口还听见积极分子宣读批判稿,那声音高亢,咄咄逼人,说的虽是很不标准的普通话,但其气势、其韵味,却颇似广播里的大批判腔。积极分子读上一段,便有嗓音宏亮的人带领群众喊口号,先是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然后是喊“打倒某某分子某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场上的群众,跟着振臂高呼,吼声如雷。
批斗她的小红卫兵小将一个月前还是坐在教室里听老季教授知识的学生,此刻却是手持皮鞭的执刑人。
季芳很迷惘,她不知为何忽然之间人就可以这样糟践人,她甚至对于父亲是否与柳老师真有那么一档子事情感到怀疑了。
英语老师柳萤那日游街时脖子上刮着破鞋让大姑娘和老娘们吐口水,估计也是愧疚于连累好心帮忙的老季,当日晚上回家就吞了安眠药自杀了。领导听闻柳萤自杀,还说柳萤是以死变相地与共产主义抗议,更加坐实柳萤的罪名。
柳萤虽死了,老季依旧是挨批斗,有时候游街,有时候就挂着坏分子的牌子站在街旁,一站就是一天。
老季站街上就要有人送午饭去,季芳母亲让季芳去送,季芳不愿意,她说:
“你让弟弟送。”
季芳那个后来死在中越边境线上的弟弟就说:
“我也不要去!”
那时候还不是老太太的季老太太就自己捧着个铁饭盒给丈夫送饭。
受批斗者不但自由受限制,连吃什么都受到限制,季老太太捧着饭碗受人盘查,就将碗盖子掀开露出米饭,说:
“你看,我就给他吃白饭,他是坏分子,是敌人,不能给他吃好的。”
于是那些人就满意了,老太太实则将搭饭吃的菜都藏在米饭底下,老季本挂着牌子站在一个板凳上,远远看见妻子送饭来,就从椅子上下来,将脖子上的木牌摘了靠放在一旁,而后坐在板凳上一声不吭地吃饭。
老太太总怕别瞧见老季饭盒有肉有财,于是故意站在老季前面以便挡住他人的视线。老季就在瘦弱的妻子给他投射的一点点阴影里将饭吃了,而后再接着挂着牌子站在街上一直到傍晚回家再在家里开家庭批斗会。
家庭批斗会不能不开,要是他人盘问说没开肯定要被揭发的,季老太太不忍心说丈夫就让女儿说,季芳眼睛看着别处,说:
“弟弟先说。”
季顾名义上的那个爹那年十岁,他也迷惘了,就问自己的母亲:
“娘,我该说什么呢?